烟台耀华刘百川：我拿到了牛津offer，但那并不等于成功
二零一一年，刘百川十二岁，跟随妈妈离开北京，来到了彼时暴风中的埃及，意外亲历了影响中东世界的那场革命——阿拉伯之春，也见证了在时事的推进中穆巴拉克势力的土崩瓦解。
从这个时候开始，刘百川有了一个引领他人生的方向。
“Living in Egypt during the Arab Spring of 2011 and witnessing the overthrow of Hosni Mubarak has opened my eyes to how social media facilitated local scale protests that gradually feed into the global network of terrorism. The expanse of civil unrest from the Middle East to Europe makes me consider the interconnected nature of relative space. My life as a traveller has sparked my passion for Geography, the diverse discipline that studies the why behind the where.”
“2011年阿拉伯之春期间，我生活在埃及——目睹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被推翻；见证社交媒体所促成的地方抗议逐渐渗透至全球的恐怖主义网络，打开了我的视野。从中东扩展到欧洲的大规模内乱，让我开始思考相对空间之间的内在关联。作为一个旅行者的经历，点燃了我对地理的热情，这是一门研究‘where’背后逻辑的多元学科。
——摘自刘百川牛津大学申请书
采访 / 文 | Cola
策划 / 编辑 | 樊素
来自牛津的Offer
刘百川是耀华烟台校区的应届毕业生。今年年初，他拿到了牛津大学地理系的预录取通知。作为地理系录取的唯一一位中国籍学生，刘百川命中了1/405的概率。
刘百川出生在一个工程师的家庭，爸爸是计算机博士。按说，物理和数学成绩拔尖的他，选择类似的专业似乎更顺理成章。但是还在初中的时候，他就决定了学文。
爸爸一度遗憾，一生武功不得传授。不过父子俩转念一想，他们每天热烈讨论的是时事和历史；家里更是早把衣帽间改成了书柜，百川说，“我爸太喜欢书了！ 衣服无所谓，书必须要有，家里多到放不下的都是历史地理政治书。”从小他就被这样的环境熏陶长大。
九年级刘百川加入了耀华初中。他的历史和地理老师来自喀麦隆，一个踢足球的高手，按刘百川的话说，“关系好得跟兄弟一样。”
课上，他们和老师讨论各种各样的案例和事件，对于他而言，地理不是那些枯燥的、死记硬背的人口数据和地质信息，“我们学习很多案例，理解一个个事件，并经由地理学科来解构事件本身。”
政治地缘学是刘百川最感兴趣的部分，“比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真的存在吗？钉一个铁丝网意味着什么？比如为什么以色列这块地方那么重要，它又是如何生存下来的？”
“地理于我而言，不是传统理解上一个‘地理位置’，它是人类与空间的互动，是人和空间产生的问题。”刘百川说。
在埃及之后，刘百川多次前往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试图窥见中东世界复杂的地缘政治。他研究巴以冲突，研究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伊拉克、叙利亚的边境问题，他也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地质的人类纪元是否真的到来。
当眼前的这个大男孩对这些国际事务侃侃而谈的时候，以学术称冠的牛津，很难忽视这样一个语速极快、思维敏捷、对这些议题仿佛有着原始的热情以及学术骄傲的年轻人。
有资历申请牛津和剑桥的，几乎都是世界各地的王牌学生。因此牛剑均以面试来选拔候选人——考核其专业能力，对于专业有多浓厚的兴趣，考察这个学生的智力和思维。
牛津是以讨论为基础、2-4对1的教授面试，在面试之前候选人需要提交一篇纯学术的文书，并完成一轮阅读和数学的笔试。通过审核后，每一个名额将有三个候选人参与面试。
回忆起准备面试的日子，刘百川又亢奋了起来，“为了准备面试和文书，我做了二十五次模拟面试，在中国比我做的还多的恐怕没几个；我改了十五遍文书，保守估计用了六十个小时。”
不过，素来多以文书议题为基础进行面试的牛津，给了刘百川毫不相干的三道论述题。“其中有一题，在我和两个教授之间有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张地毯。我的题目是，判断这块地毯是哪儿产的？”
模拟了二十多次大谈气候变化、巴以冲突的面试，在这张毯子面前，刘百川把措辞过无数遍的回答全部吞了回去。
他快速地组织语言，“根据全球化的商业基础，我们在任何地方买到的旅游纪念品都极有可能是大批量生产出来的。”尝试以经济学论上一番，他提出地毯产自东南亚，因为成本最为低廉。
“结果教授说，他喜欢我的观点，但不对！他让我关注上面的图案。”百川调高了语调，表情夸张了起来，“我是一个美术天赋为零的人！”
不过他对自己的回答还算满意，“这应该是一个原始部落，人物是黑肤色，中间的建筑很华丽，旁边全是矮小粗糙的茅草屋。我认为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这是一个以宗教为核心的地区，比如巴别塔，把宗教的建筑做到最高大宏伟；另一种可能这里是极权社会，就好比1984中描绘的社会，统治者高高在上，社会极度不平等。我推测是肯尼亚。”
二十九个面试者，他成为了九个获得地理系预录取的幸运儿之一。
四年，步步为营
从九年级开始，刘百川就种下了学地理和去牛津的目标。之后的四年高中，他的每一步都在为申请打下基础。“最终的成功我认为得益于长期的规划和强大的执行力，还有真的热爱。我要保证我的每一个小目标都按照规划在实现。”
刘百川有一份漂亮的成绩单，耀华的七科IGCSE考试他有七个A*，AS考试平均分九十三分，雅思成绩八分。
刘百川在IGCSE中考获7A*获耀华全额奖学金
拿学英语举例，高一一年，他每天固定用四十分钟背单词，再通过阅读来应用词汇，直到完全掌握了一万以上的词汇量，能够满足基本的学术阅读和写作。“我对自己的计划只看结果。那会儿高一我们去英国交流，就算大家都在旁边玩儿，我也得先把我计划的三本原著看完。”
刘百川大量阅读了和地理学科相关的英文原著。“我每年读二十本左右大部头的原著，有的是大学阶段的阅读书目。这些能帮助我在更高的维度去思考，对学科的掌握程度也就更深入。”
高中期间他还不断参加和地理有关的实践活动。二零一六年九月，刘百川成为耀华杯·烟台首届模拟联合国大会主席，大会议题为气候变化；假期时，他加入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组织的冰岛游学项目，还去往以色列参加了以“可持续性发展”为课题的夏令营。
刘百川参加以色列夏令营（右一）
参加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冰岛游学
“这些经历不仅仅丰富了我的申请文书，更重要的是它们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能将地理学科和实际联系起来。”
刘百川还信奉：“Study hard, play harder.”他形容自己打起游戏的时候，“比谁都疯狂”；到了该用功学习的时候，他就全心全意埋进学术里做一条“单线程”，周遭再喧闹他也只专注于自己的功课。
早早立下了明确的目标，基于目标而做出周密的长期规划，以及不对自己手软的执行力——对于刘百川而言，这一份收获，等于一分疯狂的玩乐和十分长期的耕耘。
离开安逸，选择挑战
因家庭原因，12岁时，刘百川和妈妈独自前往埃及生活了一年。
从幼儿园到小学，百川都在一个充满爱和包容的环境中成长，“每天开开心心没有压力，父母对我很好，我可以用完美来形容我的童年。”
在去埃及之前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三。“可是到了埃及，一考试我一题也不会，第一次，哭得很惨。”
那是刘百川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母子两人无依无靠客居海外，“就连我去踢球，很多孩子上来就欺负我打我。我就要学会怎么去和人沟通，怎么去融入一个新环境。”
这段突如其来的转变，让刘百川不得不离开安逸，去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挑战。幸运的是年少的他选择了最积极的方式去应对，“它让我认识到人不能一直待在自己的舒适区，只有挑战才会不断激发人的潜能。”
在埃及，刘百川学会的第一课是：不要面子。“那时候我英文不好，我就竭尽所能地去和不同国家的人沟通，学习怎么说话，努力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
而不同的文化也让他开始思考，“有了对比，我开始去想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开始反思自我。”在中东的经历对他而言足够复杂也足够有趣，“我打心里喜欢阿拉伯人的生活态度，喜欢在埃及的生活，所以那时候我就想，一定要回到中东。”
成长的挑战赋予了刘百川胆量和自信。十六岁，他打开了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一次送给自己的魔鬼考验。
“因为我们在高二阶段有重要考试，所以学生会的主席一般是高三的学生去竞选，而且在我之前一直是韩国籍的同学担任。高二那年，我就想试试看。”
负责组织2015年学生会圣诞舞会活动
对于刘百川，这次自我挑战让他“累到发疯累到脱形”，也让他如愿完成了从一个中学生到成人的蜕变。
“最疯狂的是高二考IGCSE之前的一个月，我不想放弃，我想试试我能不能一鼓作气拿下三关：第一关，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和心态；第二关做好学生会手头的两项大任务，学校年刊和六一国际日的表演；第三，考试拿到A*。”
他成功了。
百川说，他的爸爸对他说过这么一句话，“现实主义、悲观主义的人往往是正确的。但奇迹总是给那些有信心、敢去做的人创造的。”
“我常和人说，如果你都不相信自己能做，又怎么可能做到？”所以刘百川选择挑战，在他的价值观里，相信自己，是一种信念。
四年，对于十八岁的刘百川来说，不长，也不短。拿到牛津的预录取，为他的高中生活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更值得期待的是，这将是一段新征程的开始。
对话刘百川
记者：对你而言，考上牛津大学意味着成功吗？
刘百川：我觉得拿到牛津的offer远远无法被称为成功。但是成功两个字可以用在不同的规模和时间。
如果仅仅就申请大学这一环节而言，拿到牛津的offer当然可以被称之为非常成功，但是如果纵观过去19年的经历，这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是以往累积的一个兑换。
拿到牛津的offer只是一个开始，在未来的很多年还有更多的挑战。
记者：能够申请成功，总结起来，你觉得原因是哪些？
刘百川：申请成功的原因：成绩（IGCSE 7A* AS 4 A 雅思8），文书（和学长学姐改过十五次），面试（和Aaron校长、学长学姐做了二十五次模拟面试），阅读（深入阅读地理学科专业书籍）。
记者：对于大学生活目前有什么想法或规划吗？
刘百川：大学肯定是一个崭新的挑战，很期待，非常期待！希望十月一号就是明天。至于规划，在大学期间一定要有一个权衡，觉得进入了大学之后对自己的时间管理能力会有更高的要求。
记者：有想象过毕业后想做什么吗？
刘百川：对于未来，我也想过很多，但是我认为以我现在的视野和大局观无法准确地预测我以后究竟要做什么。
我觉得大学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尤其是地理，地理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让我学习近乎所有的领域，我想，只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探索的阶段才可以最终作出决定。
记者：为什么选择离开北京，在烟台上学？
刘百川：作为一个成长在北京的孩子，从小就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长大，二零一二年之后忍受着每天两小时上下学的车程和糟糕的雾霾。
对我而言，在一个小一点的城市里把生活的节奏降下来，每天上学放学，和同学三五成群沿着海边骑车，反倒更是我所喜欢的生活。比起北京的学校，这里有更大的空间，少一些的高楼，更宽广的操场，也少了很多很多的人流。
记者：在成长的过程中，学校之外，和父母的关系、在家庭中所获得的安全感，是一个青少年是否能自由成长的关键。离开父母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几年，你觉得你们的家庭关系如何？
刘百川：爷爷奶奶对我特别好，我从小就自己坐火车，从北京到烟台，和他们一起过暑假。我和爸妈的关系也非常亲密，我们之间基于一种很好的信任。
我也从来不会做让他们失望的事。对于我的选择，他们全然信任、支持。我觉得相距六百公里，让我和他们的关系不仅不会因为生活中的小事而争吵，反而有了更多沟通。
这样带给我很多空间，让我可以自己做选择，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这里就是我想过的生活。一个很小却很美丽、舒服的海边城市。
记者：在达成理想的路上，你有哪些想表达的感谢吗？
刘百川：感谢我的父母给了我充分的自由。从小他们就给我自主选择的权利，不管是来烟台读书，还是对人生的每一步规划，他们不会过多干涉我的决定，但一直陪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给我支持和引导。 感谢我的爷爷奶奶，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
感谢学校给予的所有帮助。耀华的英国课程体系是IGCSE+A level，做到了和英国大学无缝接轨，给予了我先天性的优势。
比起美国，英国的大学更加注重学生对于申请学科的学术能力与热爱，A level课程的学术深度正好满足了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在二零一七年，准备申请最严峻的半年中，不论是院校选择、申请文书的修改还是面试的准备，最终的成败就在这短暂的几个月内。
这半年中，Aaron校长和升学指导的David老师都给予了我非常大的帮助。David老师多次修改我的申请文书，不仅仅在修辞上做出了很大的提升，也在情怀上为我的文书画龙点睛。
牛津大学的学院制要求每个申请者都要在申请时提交自己申报的学院，而选到一个合适自己的学院将会大大增加自己的录取几率。
毕业于牛津大学的Aaron校长向我一一介绍了不同学院的特点，不仅从学术的角度，同时也更多的为我分析了什么样的学院更符合我的性格。
对于牛津、剑桥而言，在整个考试过程中，最难的一关莫过于面试——要和2-4位顶尖学者进行近一小时的学术交流。
正因为如此，Aaron校长还为我做了一次模拟面试，这也是我认为准备牛津面试最好的方法。在模拟面试过程中Aaron校长不断地提出充满挑战的问题让我来回答。我们对于模拟面试录制了视频，并且一起观看了视频，总结了问题。
所有这些努力和帮助让我终于叩开了牛津大学的大门。
记者：在你看来，国际学校和普通高中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刘百川：和普通高中相比，在国际学校上学最大的区别就是不用参加高考而申请海外的大学。
我坚定地认为申请外国大学是一个自我认知、自我了解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往往比最终的结果要重要的多。可以说这是我从小到大做过的第一个重要决定，每一步规划，每一步思考都会让我自己更好地了解自我追求与志愿。
就我而言，我是一个很喜欢做长期规划并且按部就班执行的人，九年级开始，我就常去考察各方面的资料。决定去英国上大学，决定学习人文学科，决定学习地理，决定申请伦敦的学校。
每一步决定的背后都有自我反思和对生活的向往，而这个宝贵的过程，往往是很容易被忽略的成长过程。
记者：你觉得耀华有什么不同？
刘百川：我在耀华度过了六年时间，虽然这些年间我有很多机会去往北上广深的国际学校或者申请英国的名校，但是还是选择了留在这里。
我更喜欢耀华，校风和学风很单纯、上进，同学之间从来不会去攀比什么。学生之间、师生之间都很有爱。我们和老师的关系非常好，常常一块聊天，彼此更像朋友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上下级。
这种很自由舒服的关系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和老师去交流。这种交流在人文学科中尤其重要，在人文学科中，没有对错而更多的是去培养学生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一个问题，并且得出自己的结论。这种思辨的过程对我们的思维训练帮助很大。
我一直觉得择学，除了优质的教学质量，一个可以让你以最积极状态努力发挥的环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换句话说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学校是最适合你的学校—— “The best school in the world is the school that fits you the most”。
我九、十年级的时候经常纠结剑桥A level课程是不是最好的课程体系，纠结出国上高中升学几率会不会更大。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一个自信积极的心态，效果远远高于更好的教育资源。烟台耀华有着全世界最适合我的学习环境。
记者：回溯整个申请的过程，还有什么最后想要的分享吗？
刘百川：很多时候我们执意地去追求、去憧憬远方的无限美好，却忘记当下宝贵的生活。活在当下，且行且珍惜，每一天都是成长的最好时光。Be who you are，活出自己本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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